承蒙大家的关爱，《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刊发了很多重量级的报道，如《外资坐庄中国股市》、《乐百氏：一个远去的民族品牌》、《750万元收编中国消费者协会》、《中介豪赌深圳楼市》、《达能与娃哈哈纠纷真相》等等。

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些报道出台的幕后，我将这些报道的采写和编辑过程展现出来，编写了这本《新闻幕后》。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大力支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李希光老师在看完书稿后，欣然为本书做序。蒙大家错爱，本书自6月份出版后，受到了大家的欢迎。7月中旬，便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印刷。

因为时间仓促，再加上我的认知水平有限，不足之处肯请大家指正。

传媒致敬

2007年12月27日14:27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来源：红网

　　致敬之年度舆论监督

　　罪恶的“黑人”之路

　　记者：付振中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 2007年5月15日

　　致敬理由：“黑砖窑事件”以其黑暗和悲惨，构成了一幕人道悲剧。多年来，尽管有被拐骗者家属的奔走呼号和媒体零星报道，但悲剧却一直隐藏在公众视野之外，直至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的介入。

　　39岁的付振中，用将近一个月时间跨省调查，使“罪恶的黑人之路”露出冰山一角。以“罪恶的黑人之路”命名的系列节目一经播出，即在当地引起震动，其内容经网络传播后，最终演化成舆论“风暴”。

　　毫无疑问，付振中的报道是将“黑砖窑事件”昭示于公共舆论的转折点，并促使事件向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2007年，付振中和河南电视台的努力，使“记者”这一职业增加了亮色，赢得了尊重。

　　致敬之年度调查报道

　　《谁的鲁能》

　　记者：李其谚、王晓冰 《财经》杂志 2007年1月8日

　　致敬理由：中国虽未出现俄罗斯式的“世纪大拍卖”，但改革开放30年来，国有资产流失亦是焦点话题。其实，在竞争性领域，明晰产权往往是提高效率的利器，蛋糕做大之后，所有人都能分到更多的蛋糕。

　　真正可怕的是权力操控下的“黑箱私有化”，其结果，资源不是向最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手中集中，而是向最善于运作权力的人手中集中，在这些人手中，蛋糕越变越小，但他们自己切到的份额却越来越大。

　　《谁的鲁能》采写时间长达8个月，而对电力这个高度垄断行业产权问题的关注，《财经》则从2003年就已开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鲁能是这样，《财经》的报道也是这样。《谁的鲁能》1月8日发表后，国务院专门派出了调查组，孰是孰非，还未见公开答案。

　　致敬之年度公众服务

　　网上惊现“史上最牛钉子户”

　　记者：谭人玮 《南方都市报》“网眼”版 2007年3月8日

　　致敬理由：一张极其夸张的照片在各网站传播，照片中，被拆迁户的房子在大坑中孤零零“站立”，房子主人被网民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网眼”版编辑敏锐地令“史上最牛钉子户”登陆纸媒，其后，更多媒体赶赴重庆，最终促成事件和平收场。

　　无疑，“网眼”的作为是促使“钉子户”事件发生转折的关键一步。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传统媒体介入，网络事件很难进入“解决通道”。“网眼”从其诞生以来，就充当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桥梁，而“网眼”选择新闻多数涉及公众利益，史上最牛钉子户、押钞员枪杀储户、前台实名制、红钻帝国被拘、厦门PX项目、陕西华南虎照……在网络深入公众话题、推动公众事件的2007年，“网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向制作者表示敬意。

　　提及公众服务，该报的中国水危机系列报道，第一次全面调查中国江河湖海污染现状，尽到了严肃媒体的本分。

　　致敬之年度评论

　　《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

　　作者：胡舒立 《财经》杂志 2007年10月15日

　　致敬理由：媒体为民之心声，贵在最恰当的时候发出最恰当的声音，以最大限度影响国家未来。

　　中共十七大之前，全国数千份报纸、杂志之中，《财经》是为数寥寥发出“政改”呼吁的媒体之一。文章称政改乃“民意昭昭”，这无疑是将“窗户纸”捅破的言论。可以说，此评论生逢其时。文章引经据典、小心阐述，虽然能读出作者的审慎，但也同样能读出作者的勇气。

　　浏览这一年的评论，我们还发现，《南方都市报》评论板块依然保持极高水准，且经常能制造有影响的话题，比如其发表的茅于轼先生的《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即是一例。

　　致敬之年度特稿写作

　　《少年杀母事件》

　　记者：林珊珊、尼克、蒋志高 《南方人物周刊》 2007年12月1日

　　致敬理由：一个生活在广州底层的外来少年，为何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本文作者用4个月时间调查少年家庭的生存状态与思维模式，并通过细节呈现出底层生活中令人难以忍受的残酷、痛苦和内心的荒漠，从而构成读者的“在场”感受，在平淡中震撼人心。从总体质量看，这篇报道亦是劳动时间决定劳动价值的典型样本。

　　但报道的瑕疵亦不容回避：正文不交代消息源，只在文后列受访名单，这一做法有实验性质，但不应鼓励；部分章节小说化写法明显，其实，当事实足够强大时，渲染式写作确为画蛇添足，并为严肃新闻作品所不取。

　　综合考虑，我们依然认为，这是一篇值得尊重的作品，同时，我们对年轻的第一作者表示敬佩，她是一位实习生，也许，“有野心的年轻”正是新闻事业延展的基石。

　　致敬之年度新闻专业贡献

　　空缺

　　空缺理由：本致敬项目，是为鼓励本年度在传播、践行新闻专业精神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而设，今年，我们目力所及，还没有发现适合者。

　　致敬之年度专栏作者

　　长平

　　致敬理由：他宛如侠客一般游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中间，他的评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在新闻事件中，他总能在众说纷纭中找出真问题所在，并将之说破，也总能把那些被故意混淆的概念厘清。他的评论距离“正确的废话”更远。

　　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平不仅是懂得评论技巧的人，其评论所体现的深厚人文情怀，亦令人印象深刻。读他的评论，能感到作者对普罗大众的感情、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对普世价值的敬畏。

　　长平也许不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但他一定是能给读者带来惊喜的人。

　　致敬之年度国际报道

　　《叶利钦》

　　记者：陆南、胡贲 《凤凰周刊》 2007年5月15日

　　致敬理由：综观叶利钦逝世之后的媒体报道，《凤凰周刊》无疑独具一格。该杂志以近乎白描的方式呈现了三个历史关键时刻的叶利钦，文章虽未加评论，却能让读者看到一个立体而有机的报道对象。

　　更值得肯定的是，三篇文章还巧妙地回答了三个关键问题：苏联帝国一夜崩溃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叶利钦炮轰白宫导致的宪政危机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为何出现权贵资本主义。

　　翻阅《凤凰周刊》本年度的国际报道，除《叶利钦》外，《朝鲜的接班人》(包括 《朝鲜政权接班人之谜》、《黎明的N种可能》、《朝鲜第一家庭前传》)亦属上乘之作。近两年，该杂志的国际及港澳台报道已成为品牌，在尺度与话题之间，常显拿捏智慧。

　　致敬之年度经济报道

　　达能-娃哈哈股权争夺系列报道

　　记者：叶文添、唐清建等 《中国经营报》 2007年4月至12月

　　致敬理由：2007年4月，法国达能与娃哈哈集团关于合资公司的股权争夺公开之后，《中国经营报》率先以深入的调查，揭示出“品牌之争”背后，作为娃哈哈创始人的宗庆后与外资控股方达能集团在合资协议和体外公司中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为事件的探讨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

　　在随后报道中，《中国经营报》不断突破表象，并逐渐接近事件的核心，其三个月后发表的《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真相》一文，对事件进行了至今为止最为全面的调查，通过深层事实的发掘，展示出“达娃之争”背后复杂的时代背景与多元的价值内涵。

　　正是由于有《中国经营报》为代表的媒体的深入报道与讨论，才使得“达娃之争”超越了简单的商业范畴，成为中国转型中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

　　致敬之年度文化报道

　　中国话剧百年系列报道

　　记者：天蓝、曹雪萍、姜妍、金煜、刘玮、孙琳琳、杨林、柯璐等 《新京报》 2007年4月、5月

　　致敬理由：在“中国话剧百年”的报道中，以《新京报》的报道最为宏阔全面，其24版的“中国话剧百年史记”，通过对重要艺术家、名剧和院团的追述，反映了话剧这门舶来艺术的百年中国化历程；“中国话剧百年名人堂”活动则通过对14名中国话剧功勋人物的“标榜”，实现了该话题的完美收官。在娱乐当道的传媒现实下，《新京报》持之以恒地坚持以大篇幅高规格报道文化新闻，显示了一家报纸的文化品格和人文气度。

　　此外，《新京报》在文化硬新闻报道方面亦有出色表现，比如该报记者张弘最早披露了《读书》“换帅”，为其后的大讨论提供了“新闻事实”。

　　致敬之年度电视栏目

　　《新闻日日睇》

　　广州电视台

　　致敬理由：撇开宏大叙事，紧贴肉身，深得民生类新闻节目精髓。尤其精彩的是该节目的“G4出动”板块，以调查加点评的方式，为普通市民提供了发声平台。“G4出动”的自我期许是清晰的——不是看客，不是抒情诗人，不是评论家，而是有所作为。正如主持人陈扬所说：“我不代表街坊，我能代表谁？”

　　这一点，使《新闻日日睇》赢得了街坊们的信赖，并承受了一档电视节目或许难以承受之重。

　　致敬之年度华文媒体

　　《联合早报》(新加坡)

　　致敬理由：这家总部设在新加坡的报纸，其受众主体可能在中国。该报“中国早点”、“中国新闻”、“京城偶记”等栏目，已成为很多中国读者每日的“新闻料理”。

　　有人认为，《联合早报》立场过于温和，但温和有两种，一种是无原则，另一种是温和之余，依然能表达基于善意的不同声音，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联合早报》更多时候属于后者。

　　细心的读者还会感到，《联合早报》希望中国好，翻阅其选题就可以看出，报纸凝聚了相当多希望中国进步的作者和读者。

　　致敬之“他们眼中的中国”

　　中共十七大报道

　　《纽约时报》 2007年10月

　　致敬理由：独家新闻的生产能力，是衡量媒体水准的最重要指标之一。综观外媒的中共十七大报道，表现最抢眼的无疑是《纽约时报》，其在内容的准确、观察的深度、思考的视角，尤其是对中共新领导集体的产生等方面，作出了令中国同行叹为观止的预判和报道。

　　事实上，《纽约时报》对中国的关注从晚清就已开始，战争、洋务、维新、共和、抗争、革命、改革、复兴……以及这些词汇背后的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该报都未放过。

　　可以说，百多年来，在中国历史的所有重要时刻，《纽约时报》都未失语，其对中国的独特观察和记录，也是这家报纸享有全球美誉的原因之一，这些观察和记录，也是中国人值得尊重的镜子。

　　(说明：南方周末作品不参与“传媒致敬”) 南方周末

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真相出台幕后

2007年，达能与宗庆后面临着中国商业史上最激烈的一次纠纷。

　　在新闻领域有句话叫做不打无准备之仗。在2006年10月，当时传出宗庆后要退休的消息后，我就悄悄地盯上了这家企业。那时就隐约地意识到，宗庆后的强势与达能的野心将注定在未来某个时间段内会一触即发。于是我就盯住了这家发展日益强大但气氛却有些微妙的企业，与公司里的人士交往，与他们成为朋友，时刻了解他们的动向，即便是风吹草动。

　　2007年春节前后，我首先得知的是宗庆后设立了双账户，开始与达能分家，那时我就知道一场大战已经难以避免。于是通过详细的调查采访，在双方纠纷之初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争夺娃哈哈 宗庆后设立双账户欲踢掉达能》，将宗庆后的双账户之事爆了出来，据说娃哈哈为此曾经把官方网站的报账系统关闭了2天，因为他们怀疑记者可能会通过这个系统获得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

　　之后，我一直关注着这场纠纷，关于达能与娃哈哈纠纷的报道我一共做了20篇左右。随着我对纠纷了解的深入，我开始考虑这场纠纷的最深层次原因。

　　范易谋与宗庆后的纠纷从表面看，是一个合同的纷争，是一个商标归属的争论。实质在于利益归属，在于利益的流向发生了偏离。

　　当宗庆后逐步看清了达能的最真实意图时，宗开始不断出击，在合资公司之外，同样利用娃哈哈商标的非合资公司开始大肆扩张。而且非合资公司合作对象也在逐渐发生变化，通过改制，由宗氏家族控制的非合资公司逐步在代替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与达能的合资。

　　因为非合资公司的利润要打入另外一个帐户，顺着这条链条，隐秘在非合资公司的离岸公司开始现身。达能开始反击，当他们再次欲以51%的股权收购这些非合资公司时，遭到了宗庆后的拒绝。达能于是翻出了当年签署的娃哈哈商标转让合同：商标纠纷由此而来。

　　我开始真正地走进双方纠葛的幕后。

　　在完成《达能与娃哈哈纠纷真相》这篇特别报道的过程中，我每天都与纠纷双方进行接触，他们有双方的高管、中层干部、律师、工人甚至门卫，还有众多工商系统的人士。其中查阅各地工商资料是一个高强度的体力活，在一些律师和工商系统好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完成那些似乎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把娃哈哈海外离岸公司、娃哈哈改制公司股权结构图整理出来，制出一个“作战路线图”，有点像战争中的“作战地图”：根据每天的进展进行标注，而且根据新的变化，逐步确定作战路径和目标。

　　就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调查，《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在这次真相的调查中，我们做到这么几点：第一，纠纷双方的领军人物同时接受本报独家专访，他们将纠纷的原由娓娓道来。第二，纠纷双方向我们开放了所有当年谈判的原始合同，我们从中找到纠纷最原始的记录。第三，我们走访了多家省市工商部门，35家非合资企业以及39家合资企业的股权结构，娃哈哈集团的改制情况赫然在目。第四，我们邀请了部分权威专家，对这次纠纷的意义进行了权威的解读，这些解读将使我们从更高层面、更深层次理解这起纠纷。

　　在《达能与娃哈哈纠纷真相》发表之后，日本的NHK电视台在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和我们进行了交流。日本NHK资深导演片刚利文在了解我们报道之后这么说道：“当别人在大谈特谈的时候，你们选择了用数据来说话，用真相来代替夸夸其谈。”

　　我做这场纷争的报道，是想带给中国企业一些启示：加入世贸组织后，当中国企业真正与狼共舞时，我们怎样在国际公认的规则中做到“适应规则，利用规则，建立自己的规则，并用规则抑制规则”？

　　这是我们报道的初衷。

华为事件：看看谁没穿泳裤？

——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华为辞职门背后的企业之道》背后的人和事

“只有退潮时，才发现谁没穿泳裤。”

这句话用到华为“辞职事件”的媒体报道上是再贴切不过了。在看本报记者吴程涛采写的《华为辞职门背后的企业之道》这篇特别报道时，我脑海中突然闪出这么一个场景。

华为“辞职事件”被媒体着实爆炒了一把。

据说，华为“辞职事件”被曝光后，除中央电视台外，全国媒体几乎全部上阵，矛头直接将这次辞职同新劳动法实施联系在一起。

就在全国“声讨”华为的声浪中，吴程涛也“潜伏”在华为，而且“蹲”了七天。

在这七天中，程涛的疑问不时通过电波向我发来……

“华为按照目前的赔偿方案是严重亏本的，华为的赔偿标准明显比新劳动法的标准要高——有帐不怕算；

为什么要提前让他们辞退？新劳动法实施以后让他们走人不是一样的吗？——反正赔偿标准比新劳动法标准要高！”

……

程涛很纳闷。他把这些疑问告诉了我。

我也不解。

“记者首先是一个疑问主义者，他的专业之一就是提问，而且还是一个有缜密逻辑的人。”去年，美联社总裁在接受本报记者丁飞洋的采访中，在谈到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时这么说道。

因此，对于程涛的疑问，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两个字“鼓励”。

程涛行动起来。

他带着问题开始在华为几万名员工寻找他的“深喉”，同时他也将采访线索扩散到数以百计的华为客户。

并不是每一个员工都能回答程涛的问题，也不是每一个华为客户的问答都能让程涛满意。

毛主席说：“胸中有数，这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他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

程涛真是毛主席的好“战士”。

当访问达到一定数量后，程涛的思路逐渐明朗：“华为的主要精力就是放在核心产品上，其他东西都是达到高峰就剥离，从不留恋。人也一样”。

在这个重要的思路确定以后，所有的看似不相连的事件都联系在一起；程涛沿着“辞职事件”的时间往前推：所有的蛛丝马迹开始显现……

先是任正非《天道酬勤》文章在华为内刊的发表，任在文章中写道：“我们现在有些干部、员工，沾染了娇骄二气，开始乐道于享受生活，放松了自我要求，怕苦怕累，对工作不再兢兢业业，对待遇斤斤计较，这些现象大家必须防微杜渐。不能改正的干部，可以开个欢送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舆论铺垫。

但紧接着的疑问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辞退他们，难道仅仅是因为新劳动法吗？

程涛又翻开了华为的历史。

历史上，华为的辞职事件一目了然。而且以前的辞职也恰恰发生在华为财务状况最好的时候——企业能给出一大笔补偿金。

——今年的辞职也是如此，华为今年财务状况不错，在年中时还增发了一次年中奖。

程涛终于摸住了任正非的脉：任希望在一个财务状况好的时候解决人力资源的新老更替问题，而新劳动法只是一个碰巧。有例为证：任正非在其市场部辞职事件的纪念会上说，“市场部集体大辞职，对构建公司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远大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如果我们顾全每位功臣的历史，那么就会葬送公司的前途。如果没有市场部集体大辞职所带来对华为公司文化的影响，任何先进的管理，先进的体系在华为都无法生根。”

华为“辞职事件”自此豁然开朗。

程涛的报道之所以没有“人云亦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研究问题。只有研究问题，才能提出疑问。为了解决这些疑问，程涛才不断前行。

研究问题，才使得记者有穿上泳裤的时间。要不，急着下海的结果有可能使退潮之后，被别人发现没穿泳裤。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商人：200年一个轮回（大标题）

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真相》背后的人和事（之五）

“在16世纪到19世纪‘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只是观察者的角色差异而已。”

美国汉学家M.G.马森在其所著的《西方的中华帝国观》中提到了这么一个有趣而发生深思的命题。

秦晖先生在其所著的《问题与主义》对这个命题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读：16世纪时，以传教士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观察者其接触多是中国士大夫以及文化人，而传教士的身份又使他们对中国的宗教观以及哲学观最感兴趣，由此使他们对中国的皇皇礼教、伦理文明以及“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十分倾倒。他们怀着对中国文明崇拜的心理写就的作品在西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

继传教士之后，不少欧洲商人到了中国，但他们的中国观却于这些传教士们大有不同。一方面这些商人对哲学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商人也没有机会涉足中国文化，他们主要和中国的商人以及下层人士交往，因此商人们总不得不提起中国文明令人讨厌的一面。

18世纪末之前，教会的中国观压倒了商人的中国观。但工业革命后，也就是18世纪末以后，商人们对中国文明越来越厌恶的观点开始占据主流。

这些似乎跟娃哈哈与达能的这场纠纷没有关系，但仔细分析后，你便会发现他们之间还是有更深层次联系。

上述景况持续200年之后，西方商人与其它人士的中国观彻底颠倒了，商人们开始对中国大家赞赏。很长一段时间来，几乎每一次西方国家要制裁中国的时候，那些大的跨国公司们都会联名上书，是这些商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拨乱反正”作用。

最近就有这么一起例证。9月26日，在多个对华贸易提案即将进入美国国会议事日程之际，微软、沃尔玛、花旗等160家美国跨国公司和行业协会联手致信国会，呼吁避免采取专门针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措施。参与信件联署的包括122家公司和38家行业协会。

这些公司大多为大型跨国公司，覆盖了不同行业，具有广泛代表性，其中有英特尔、微软、IBM、惠普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也有沃尔玛、百思买等大型零售连锁店，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纽约人寿等主要金融机构，还包括可口可乐、宝洁、雪佛龙、通用电气等老牌美国巨头。

在行业协会中则包括了与对华贸易密切相关的、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机构，如成员超过300万家的美国最大商会组织美国总商会，成员包括240多家参与对华贸易的主要企业的美中贸易全国关系委员会等。

西方商人对中国态度的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商人们以利益为中心，不管是东方商人还是西方商人，只要有钱赚就行。

中国市场巨大，而且商业秩序正在逐步健全，西方商人能对中国不感兴趣吗？

通过西方商人的视野来改变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这应该是我们的国家利益。然而遗憾的是，娃哈哈与达能的这场纠纷正在挑战这一局面。如果类似娃哈哈这样的纠纷在企业界得以蔓延，西方商人对中国正在形成的良好印象将会逐渐消失，200年前西方商人对中国不美好的印象有可能被重新拾起。

如果失去了西方商人对中国文明的传播，我们的处境将会不妙。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应是我们的国家利益。这也是我们做这一篇特别报道的根本出发点。

宗庆后为什么出尔反尔？

——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真相》背后的人和事（之四）

宗庆后与达能闹翻的一个节点，在于达能欲以40亿人民币控股宗庆后持有的娃哈哈非合资公司。

宗庆后先是同意，并签订了买卖和约。但不久，宗又撕毁和约，公开指责达能欲垄断中国产业龙头的野心。

自此，宗庆后与达能的纠纷开始公开化，并不断升级：商标合同由此而起，进而延伸到与乐百氏的历史纠葛，随后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从民族品牌、国际规则争论到国家经济安全。

换句话说，如果宗庆后答应将其非合资公司的控股权以40亿的价格卖给达能，娃哈哈与达能就没有今天这场纠纷（纯就纠纷起因而言）。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宗庆后对40亿人民币先说“YES”，后说“NO”？

见到宗庆后的时候，我说出了我的疑惑。

宗说，当时达能全球CEO里布先生在杭州天天逼着我签合同，我为了打发里布早点回去就签了。反正这个和约只是个意向性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率。

这个原因从表面上看，似乎也于情于理——中国人好客，好交情，爱面子，为了一些面子上的事，常常会作出一些有损钱袋子的事。

但你仔细一想，这个原因还有待推敲：商人们尤其是历经磨难商人们 难道就如此轻率从事吗？要知道那可是40亿的真金白银！

宗庆后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个问题一直困饶着我们。直到我们将宗庆后背后的离岸公司（一线调查：《10余家离岸公司控股娃哈哈非合资公司路线图》，详见9月3日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以及宗庆后改制（一线调查：《娃哈哈改制15年》，详见9月3日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股权搞清楚以后，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根子在于娃哈哈改制还没有彻底：40亿到帐以后，宗庆后怎么分配？！

比如说，宗庆后之女宗馥莉设立的离岸公司控制了多家非合资公司，从法理上讲，宗之女可以按照比例从40亿中分钱了。按照控股比例，宗馥莉可以分不少钱财，宗难道还嫌分得少吗？

有相当资深的一位专家为我揭开了谜底：离岸公司是中国多数企业为配合上市常见的操作惯例，不存在真实的控股份额。如果没有上市，离岸公司的控股股份就没有实际价值。

如果宗馥莉要想从40亿的巨资中分钱，就必须完成这么一个程序，即谁来委托宗馥莉通过离岸公司控股这些非合资公司？是国有股，职工股还是宗庆后自己委托？

如果没有这一纸委托，宗馥莉分到巨额钱财可能性为零。但那一纸委托书，谁敢签字——这有可能是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如果没有喝醉酒的话，谁也不敢在委托书上签字！

结症就在于此。

所以等到宗庆后彻底明白这一点时，宗反悔了——拒绝40亿出售非合资公司股份，娃哈哈纠纷由此而来。

这也是我们特别报道《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真相》，从10余离岸公司控股路线图以及娃哈哈改制做起，而没有直接从合同纠纷着手的根本原因。

我眼中的宗庆后和范易谋

—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真相》背后的人和事(之三)

九个烟头！

在近三个钟头的访问中，宗庆后不断地充实着他面前的烟灰缸。

见到宗庆后时，他刚刚从银川等西部省份巡视市场回来，正一身疲惫。确切的说，他是中断在西部省份的视察，从北京转机飞回杭州接受我们采访的。

这次采访对宗庆后来说，太重要了——在达能强力而有节奏的攻势面前，宗的攻势显然有点凌乱。当他得知我们的报道计划后，很爽快地接受了我们专访的要求。

此时的宗，太需要一次完整而准确的报道。

宗在随后的三个钟头内，将这次纠纷的来龙去脉以及是非曲直合盘托出——烟雾中，宗细细品味了十一年来与达能合资的辛酸。在那三个钟头内，宗好像走下了神坛，用一个老人的口吻讲述着他当年的遭遇；宗好像一个受到伤害的孩子，见到了亲人：他用一个中国人都能听懂的人情世故讲述着他对这起纠纷的感慨。

访问是在宗偌大的办公室里举行。宗身着鳄鱼牌黑色半袖，深色裤子，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男人的打扮。

宗充满了感性。

在那三个钟头内，宗好像忘了我们是记者，他似乎对我们没有设防：除陪同宗的相关人士外，还有娃哈哈方面带来的一只录音笔。

我注意到，那只录音笔好像一直没有运转——录音笔上红色的开机指示灯一直没有亮起来，只有我们带的录音笔指示灯在不停地闪烁。

四个小窗户！

在近三个钟头的专访中，范易谋用铅笔在他画的小房子上不断增添着一个又一个窗户。

见到范易谋时，他也是一脸倦意。在上班后的两个小时内，他已会见了三拨客人，还不包括我们。在会见我们之前，他特意要求休息十分钟，打几个电话。

范每一次动笔画小窗户，都是我向他提问的时刻——因为不是同声翻译，所以在翻译笔译我的提问时，正是范难得的偷闲之时：画几个小窗户取悦一下自己。

范其实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是个“易谋”之人——当他注意到我看笔下小窗户时，他冲我微笑地点了点头。

访问是在一个方型会议室里举行。范当时身着一件POLO牌格子衬衣，浅篮色裤子还有一双锃亮的皮鞋。

范同我们的会谈自始至终充满理性和原则，他时时刻刻保持着严密的语言逻辑，用全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比如规则，比如商业信誉，比如商业信任等等词语回答着记者的提问。

在三个小时内，范始终与我保持着距离——这种距离好像是一种礼仪、一种可以摆在桌面上讲永远也不气短的风范。这种风范似一道鸿沟，使得我不能更近距离接近他，与他交心而谈。

范充满了理性。

同宗的会谈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会谈现场除录音设备外，还有两位速记公司人员，他们快速的打字声音让会谈显得很肃然。事后才知道，速记以及录音是一对双保险，以确保范的讲话不被误解。

临别时，范只是轻轻地“摩擦”了一下我的手掌，并冲我们微笑的示意，以示别过。

而宗却用力地握着我的手，并把我们送到“宗办”门口。此时，我才注意到，宗穿着一双拖鞋。

想起了孙中山先生

——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真相》背后的人和事（之二）

1924年，应冯玉祥的邀请，孙中山最后一次北上。

不料，孙中山没有直接到北京，而是突访日本，在神户发表著名的“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在演讲中，孙说，东方文化是王道文化，讲究以理服人；西方文化是霸道文化，讲究压服别人。孙称“要用以东方的王道文化，对抗西方的霸道文化”，并且希望“日本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勿做西方霸道的鹰犬”。

——在《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真相》发表后不久，日本的NHK电视台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表达了对此篇文章的关注。

片岗先生是NHK的一名知名制片人。在同片岗先生会谈时，片冈先生向我谈起了孙先生当年在日本的演讲。片岗先生反思说，日本人在近现代“脱亚入欧”，忘记了自己是亚洲人，淡忘了东方文化，盲目追随西方文化，导致日本问题频出。

片岗说，他支持宗庆后，他支持宗庆后叫板西方霸道规则的勇气和胆识，也支持宗为保持中国民族品牌的努力。他的想法得到了NHK总部的支持，NHK派出了以片岗为领队的四人采访小组，给片岗他们150天的时间来做一个专题片反映娃哈哈纠纷，专题片大约50分钟，准备11月份在日本放映。

——在《娃哈哈与达能纠纷真相》发表后的第四天（9月4日），本报读者俱乐部举办“以新闻记者细说中国商业史上最激烈一次纠纷”为主题的读者联谊活动，活动受到读者的热烈响应。

联谊会上，由我和叶文添（本报记者）分别介绍了稿件采访的经过以及采访中感悟与迷惑。之后，读者进行热烈的讨论。联谊会从下午2点持续到下午5点。会议结束后，还有20多人不愿离去，又同我们进行了两个小范围的讨论。

应读者的要求，张曙光先生（张在文章中发表评论指出“不能匍匐在规则之下”）也同读者见了面。整个活动持续到晚上八点。

活动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国人开始了对西方规则的反思。这同6年前中国加入WTO时大不相同。那个时候，中国商业文明似乎都以能否遵守西方规则为坐标。

而这次，人们似乎更加清醒了——西方大公司以及他们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真善美的化身。6年来，中国人似乎逐渐看清了那个以自己利益为最大化的所谓西方规则。

在联谊会上，仍在崇尚规则的赵晓一派（赵在文章中发表评论“商人的信条与中国商业的繁荣”）受到明显的打压。

6年前，这种情形（赵晓的言论受到质疑）想都不敢想——那个时候，中国人言必称规则，谁要是不讲规则尤其是西方的规则，那简直是土老冒。

但这次，我明显地感觉到思潮在变化。

6年来，经历了“与狼共舞”的中国人终于看清了所谓西方规则的伪善的一面：他们知道什么时候用规则，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不用规则，规则就是他们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

中国人就一定要仰息在西方的规则之下吗？如果这些规则只对西方人有利，而对中国人不利，我们要这样的规则做甚？

既然是要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则，那么就需要谈判。这是一个常识。

既然是谈判，就需要各方来讲公理，而不是炫耀武力，更不是耍弄强权。而“以公理反对强权”，这正是孙先生终身追求的纲领性主旨。

在这次娃哈哈纠纷中，随着我对事实的逐渐清楚，我越发认识到中山先生在日本演讲的深刻含义。

——与片岗会谈结束后，片岗说，他们日本人也开始反思中山先生的教诲——“不要做西方霸道的鹰犬。”

中国人该怎么做？

——当我和叶文添走出酒店已经很远了，文添悄悄地告诉我，“日本人还在给我们鞠躬哪”：我回头看时，片岗和他的同事还在朝我们远去的方向鞠着躬。

“日本人真不错”。文添说，日本人的鞠躬行为，使他对日本人平添了不少好感。

亚洲人以感性著称，情义无价——为了情义，即使做这件事对于自己没有任何利益，他也没有半点犹豫。

西方人则不然，他们以理性著称，他们只相信利益。

——我们真的需要认真反思这场纠纷了——因为这是中国融入世界必然饶不开的一个坎：我们怎么看待西方的霸道文化？西方怎样看待中国的王道文化？

娃哈哈纠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

我们正走进真相（大标题）

特别报道《娃哈哈纠纷真相》背后的人和事（之一）

达能与宗庆后，正面临着中国商业史上最激烈的一次纠纷。

在这次纠纷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本报记者经过两个多月的采访，终于将这一真相还原。

在这一次采访中，我们至少创出了这么几个独家。

第一，纠纷双方的领军人物同时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间近三个钟头。他们将纠纷的原由娓娓道来；

第二，纠纷双方向我们开放了所有当年谈判的原始合同，我们从中找到纠纷最原始的记录；

第三，我们走访了多家省市工商部门，35家非合资企业以及39家合资企业的股权结构，以及娃哈哈集团的改制情况赫然在目。

第四，我们邀请了部分权威专家，对这次纠纷的意义进行了权威的解读，这些解读将使我们从更高层面，更深层次理解这起纠纷。

本次报道用四个整版，近3万字，详细记载了这一历史性事件，敬请大家关注。

随后，我将逐步刊出文章出台前后的经过，欢迎大家阅读。

另,9月4日14:00,本报读者服务部举办活动,本次参与采访的编辑\记者将现身说法,讲述采访背后的经历和感受,欢迎光临.联系电话:88469256

有谁理解政府的苦衷？

特别报道《躁动的资本时代前夜》背后的人和事

公元2007年5月30日。这一天，人们的恐惧与贪婪达到了极点。

这一天的凌晨，新华社授权发布了印花税上调的消息。高速上扬的股市当天迅速作出反映，大量的股票被抛售，沪市低开了200多点。

甚至这个时候，仍没有人相信中国股市会跌下来。一姐们在MSN上说：“别给我说话，正抄底哪？”

灾难顷刻间降临在她身上。

一周之内，沪指直落近1000点，这位姐们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她手中的ST股票接连五六个跌停，卖都卖不出去，相当的惨。

王永强逃过了一劫。不是他未卜先知，而是在于他的幸运。那一天，他刚刚在证券交易所开了股东帐户。

作为旁观者，王永强似乎更清醒一些。当我们决定要用一篇文章纪念这次股灾时，这位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传播学硕士主动请缨了。

经过王永强雕琢的这篇特别报道，文字流畅、逻辑性强，颇有思辨哲理。对于该文为读者提供的价值，我送上六个大字：“知识、智慧、谈资”。

文章秀外慧中，很值得一读。

我这里重点想谈谈该文的美中不足。要知道，我们政府的高官学识不可谓不高，见识不可谓不广，他们怎样能出此下策，用如此不经推敲的行政性手段打压中国股市？难道他们没有考量其后的结局？

这是一般的常识，难道他们不知道吗？

我觉得，政府的苦衷我们仍没有琢磨透。我只是想回放这么一个镜头让大家重新思量一下。

4月26日，就在股民们大把大把地从股市中捞取银子的时候，我们的总理赶赴了陕西，考察考察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情况。温家宝说：“解决13亿人的吃肉问题还得靠农民。肉价涨一些有利于调动农民的养猪积极性，但涨到一定程度后要保持平稳，通过市场调节的办法，让农民养猪能挣钱，城里人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又吃得起肉。”

不光是猪肉，蛋类开始涨价、食油开始涨价。生活必须品价格一路上扬。而这些生活品的价格上涨，有多少股民感触到了？他们一周时间能去几次超市，有几个人因为猪肉上涨几块钱，而不去吃哪？

但是，中国大量的老百姓就不一样。这就是中国国情。

5月30日，我们知道股市一天蒸发掉1.2万亿元，这的确很不好，让很多股民尤其是新股民的钱包瘪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这些城市人将炒股赚来的大把钞票砸向市场，价格还要上扬多少？

中国的老百姓还能吃的消吗？

城里人每天挣工资，还炒股，而农民一年的辛苦也没有多少的收入，股票效应使得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如果真的到粮食都要涨价的那一天，如果老百姓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谁都没有好下场，别说你还要赚股票的钱？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篇文章没有讲到这点，有点遗憾。

作为一份给投资人看的报纸，我们为保障投资人的利益鼓与呼，这是我们的立场，也是我们的职责。但即使作为一份让投资人看的报纸，我们也应该让读者明白新闻背后的一些事情，这其实也是对他们利益的一种维护。

同时，做媒体也需要有一种胸怀。这种胸怀就是国家利益。在中国，尤其是当今的中国，不懂国家利益（是股民重要还是老百姓重要？），不懂中国特殊国情（3000万投资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但在广大的农村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如果仅仅局限在为投资者利益着想，有时候是南辕北辙的。

“功夫在诗外”。据说这是宋朝大诗人陆游在逝世前一年，给他的一个儿子传授写诗经验时写的一句话。陆游的意思是：他初做诗时，只知道在辞藻、技巧、形式上下功夫；到中年才领悟到这种做法不对，诗应该注重内容、意境，应该反映人民的要求和喜怒哀乐，功夫在诗外。

这篇特别报道还仅仅停留在就股票说股票的层面上，用陆游的话叫“辞藻、技巧、形式都不错”，但仅仅反映的是股民，而不是“人民的要求和喜怒哀乐”。这不利于我们认清事物的本质，也不利于为读者提供一个真正的“信息安全港”。我们需要用全面、发展、联系的观念来看待新闻以及新闻背后的诱因。

这篇特别报道的经验和教训在此。

一篇怀疑主义者的杰作（大标题）

特别报道《钢厂事故调查：大炼钢铁隐忧》背后的人和事

因为成功报道了“水门事件”，《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一举成名。

“五一”在家看了一本闲书，书上说“在本来可以采访这一消息的433名驻华盛顿的记者中，只有15人奉命做了。”电视网也把这条新闻按照例行公事做了。《纽约时报》也像许多报纸一样，在里页刊登了一条13英寸长的消息。《华盛顿邮报》的成功在于他们派了两个富有“怀疑精神”和“想像力”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

在闯入水门大厦的一名“盗贼”的通讯录上，伍德沃德发现了一个叫亨特的人，这个人是尼可松的特别顾问。仅仅依靠这些“蛛丝马迹”，富有研究精神伍德沃德和他的同事，最终将“水门事件”大白于天下，成为新闻史上一席美谈。

我没有将特别报道《钢厂事故调查：大炼钢铁隐忧》与“水门事件”相提并论的意思。我只是想说，在研究精神以及怀疑精神上，我们的宁华记者可与伍德沃德有上“一拼”。

就在国人将注意力转到美国校园惨案之时，铁岭清河特殊钢厂也发生了一起惨案——正在运行的钢包掉了下来，1500度的高温顷刻间将正在交班的数十人化为灰烬，32条生命自此诀别家人。这个数字仅仅比美国校园惨案少一人。

宁华是少有的如此仔细关注这条新闻的一人。

“钢包怎么会掉下来？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宁华打开了这条新闻背后的网络留言。这些留言给他提供了很多线索。之后，他又打开了清河特钢公司的网站。

这时，有两条重要的信息跳进宁华的视野：一条是，该公司董事长兼任清河区区长助理；另一条是，该厂30吨偏心底出钢和锻造加工项目于2005年9月25日开工建设，于2006年9月27日正式投产。该项目在一年内完成建设并正式投产。

宁华将疑问电告我。

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当天晚饭后，在总编室里同张总聊天，张总无意间提到这件事。“钢包怎样会掉下来？”作为一位资深报人，张总说，“他闻所未闻”。

多人的疑问使得我们就地打开了电脑。这可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疑问随着同志们的研究深入而逐步被放大。“一个新建的钢厂到底需要多长时间？”“钢包运行的安全调试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这个企业是怎样转制过来的？”“他们的董事长为什么兼任区长助理”？“这些问题同这次事故到底有没有联系？”

“看样子，这不是一个个案”。宁华在电话中告诉我他的判断。他最初的判断是，在主要由投资拉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上马钢厂应该是最能赚钱的生意了。这有可能是地方“大炼钢铁”一个典型案例。

〈〈左传〉〉说，一场战争的胜负在战前已经有了输赢。新闻也一样，在采访思路明确之后，依靠宁华老练的采访经验以及其脚踏实地的执行精神，一篇好新闻的出台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

“陕西又出事故了”。

听到我走进办公室的声音，韩总就在他办公室朝我喊道——4月24日下午，陕西省韩城龙门钢铁集团公司炼钢厂4号炼钢炉发生钢水喷溅事故，造成1死6伤；

“重庆又出事故了”。

又是一个上班的早上，韩总又在他办公室里朝我喊道——4月26日早上7点30分，重庆武隆县平桥镇的民营平桥轧钢厂发生一起钢水外泄事故，1名工人被钢水灼伤死亡。

就在宁华赴铁岭采访期间，上述两例事故发生了。所有新闻中都要照例提道那可怕的“1500度高温的钢水”。

预测都得到验证。宁华以他“娴熟”的采访技巧，找到清河特钢的内部人士以及相关人士，并成功地调阅了相关档案（可想而知，在人生地不熟的一个的地方，宁华用三天不到的时间，接近了相关人士并使他们接受了采访，其执行力可见一斑！限于篇幅，就不做更多交代）。

宁华让我们看到了这起事故背后的景象：

——这个一年建成的钢厂（相关人士透露，实际建设周期还没有一年），按照国家规定，年产100万吨以下的炼钢项目一般是24个月完成工程建设、设备调试和试运行等。

——“在钢铁企业界，大型冶炼设备一般的调试周期为6个月，但清河特钢只用了一个月，新炉就基本调试成功”。当地媒体曾经这样盛赞道。

清河特钢的疑问应刃而解。但宁华还没有停止步伐。

作为一位资深新闻人，宁华的思考还在继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地方这样热衷于“大炼钢铁”？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国家的宏观调控往往遭到地方阻力——从江苏铁本到宁波建龙，再到地方小钢厂，小水泥屡禁不绝？地方经济重型化冲动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宁华的努力没有白费——他用他的调查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商业理由：根子在于我国的财税体制。我国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而世界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即我们在每一个生产环节征税，不管这个产品是否买到消费者手中。因此，生产企业越多的地方，税收就多，地方自然会很容易上马这些生产项目。

清河特钢就是明显的一个例证：这个曾经是国家明令取消的“五小”企业，经地方政府精心“粉饰”一下，就可以继续生产。

经过不懈的采访，宁华为我们触摸了那个“抽象的真实”（应该说，这种“抽象的真实”才是商业媒体的报道灵魂，也是区别于都市类媒体的根本所在）：国家财税体制才是地方经济重型化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地方政府的动力在于其财政收入，谁能增加其财政收入，谁将被“另眼看待”。

宁华找到了问题的根子。

在到达铁岭采访现场时，宁华告诉我，当地只有两个记者，一个是行业报的记者在搞调研，一个就是他在当地调查。

至少说，在铁岭的调查现场，也只有两个人奉命做了——显然，宁华得到了应有的声誉。

想当年，墨西哥战争时，美国的一位撰稿人称赞报人的职业精神时说：“如果我军杀向敌人时能够像报童们举着号外冲向公众那样，那么胜利毫无疑问将属于我们。”

我要说的是，如果每个记者都能像宁华那样不仅能“像上帝一样思考”，而且能“像魔鬼一样行动”，我们的新闻将战无不胜。

谁说新闻无学？

特别报道《90/70政策：重回“部落时代”》背后的人和事

这篇特别报道缘起赵总的一次谈话。

不知怎地，那一天，赵总很激动——在路过他办公室的时候叫住了我。

“90/70不是一个简单的房地产政策，它将改变中国的社会结构……万科的“围屋”很值得关注……

当时我很蒙，因为刚起床不久。

后来慢慢听懂了其中要义，但仍没有明白“围屋”的意思。不好意思多问，偷偷地用汉语拼音把“围屋”记了下来。

等我用“百度”查明“围屋”含义时，我有点搞明白了——90/70政策不仅对房价产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成为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因子：通过建筑对居住形态施加影响，进而分割或重组社会单元，引导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

很高深的玄论。

可怎么能用新闻的方式体现这一思路？我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我找到了李乐。李乐具有做这个选题的很多优势——跑房地产的记者，又是老北京人，住过四合院，有点感觉。

当时李乐也很谗——但问题同样存在：面对一张散发着香味的好饼，却不知从何处入口。

因为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也没有很明确的报道主旨。我和李乐的第一次碰头也是无果而终：就如赵总同我谈话一样：双方都知道那是一个光辉灿烂的目标，但采取怎样的路径和方法以及用怎样更触摸的报道主旨来传播我们的理念，仍是一头雾水（赵总可能例外，因为谈话时，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很坚定）。

不过，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规定的动作陆续作出——同万科联系，表达采访“围屋”的想法；同建筑专家联系，表达我们请教的意向；同开发商联系，询问他们对90/70政策的意见以及应对等等。

两个月过去了，进展依然很缓慢。

没想到的是，这篇稿子的真正突破还在于李乐的“专业”。

我说的专业是他大学所学的专业——新闻传播。他在无意中搜索到他曾经崇拜的一位传播者学者麦克卢汉。

麦克卢汉帮住了我们。这位先贤在20世纪70年代在预言地球村的时候，还将人类社会的发展高度概括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历程。

说实话，在当年看麦克卢汉著作时，我对这个部落化的轮回一直没有搞懂。

直到有一天，李乐用他的理解告诉了我：原始的部落化生存，实际是出于生存的最低需要，因为社会个体的能力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所以需要借助部落完成诸多功能，以保证生存。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个体的非部落化年代。而所谓重归的‘部落化’，则是建立在公共产品和资源高度集约利用、管理的基础上。尤其在一个资源约束型的地方。

长期来，我们认为新闻无学，这的确有点将新闻专业庸俗化或者实践化的味道。其实，新闻传播是也是一门很富有理论性的专业。从伊尼斯到麦克卢汉，从施拉姆到梅罗维茨，这些传播学者在理论的诸多建树都在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他们长期被埋没在我们对新闻“实用主义”的指导思想之下。

不过，这一次，李乐挖掘了这一宝藏。

思路在此豁然开朗——90/70政策的实施，将最终导致一个轮回：从私宅、大杂院到单元住房再到90/70政策的变异——“围屋”的出现。

随后的采访逐步将这一思路引证。万科的围屋设计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其核心的设计思路：是以公共空间的集约化管理和利用，达到用同等面积解决更多人居住需求。

当年建设部的专家以及社区研究者都表达类似的意见——重归部落化，这是一个轮回。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欧洲也出现过，比如当年马赛公寓的演化。

随后依靠李乐积累的人际关系，许龙溪的遭遇也开始走进我们的视野。

文章自此水到渠成。

狭路相逢“智”者胜（大标题）

——特别报道《乔洪事件背后：透过酒香品茅台》背后的人和事

“以后有选题别忘了跟我打招呼，哈哈”。

写完这篇特别报道后，郝远超在写给我的邮件中说：“这次采访找回了点状态。”郝说的这次采访，就是他远赴贵州茅台的“爆料之旅”。

“乔洪事件”被披露后，编辑部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事件，对选派的人员非常重视。在几次研究后，郝远超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

郝原是中新社的一员大将，新闻敏感性强，思路清，逻辑能力强，文笔流畅。最关键的是善打硬仗，突破能力强。

当时的新闻战非常激烈——茅台小镇一下子吸引了几十家媒体记者的“围访”！这些兄弟媒体都派出了精兵强将“驻扎”茅台镇。竞争的惨烈程度可想而知。

“第一次到茅台时，印象深刻的是蜿蜒山路，如同这个大型企业从计划经济步入市场经济时并不轻松的转型。” 2000年，乔洪履新贵州茅台总经理。在赴任后的一篇文章里，乔洪曾这样写道。

在赶赴采访地的蜿蜒山路上，郝说，“他也不轻松”。

不出所料，刚开始的几天，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关于“乔洪事件”的调查还在继续，各方都守口如瓶。要想在这方面拿到独家消息，短期内几乎没有可能。怎么办？

怎么办？——撤回来？还是加派“兵力”，还是改变思路？

张翼——本报采访部主任，上周六（5月26日）的一个短信让我们突然间豁然开朗：能否还原一下乔洪所在单位的生态？

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乔洪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出的事？除去记忆中茅台的酒香外，现实中大幅宣传广告之外，处于茅台小镇中茅台酒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张翼的短信，让我突然间好奇起来，郝远超也是。

一种思路，一种采访，一种采访，一篇文章。郝远超重新叩开他的采访大门。

此时，已经将足迹踏遍小镇的郝，将“猎取”的范围和人员逐步缩小，在取得一位茅台人——文中的“知情人”信任后，现实背后的茅台镜像开始清晰起来。随后郝又将他的采访情况向其它茅台人求证。

待采访证据收集齐全，郝开始了他的写作。为排除干扰，他将自己在办公室“闭关”，直到第二天东方拂晓。

一个现实中的茅台生态由此而出……

见证“无中生有”高手

特别报道《GMP后遗症：中国药企负债高达4000亿元》背后的人和事

“每期报道都提供了一个机会与责任：讲一些勇敢和真实的话，摒弃平庸与陈腐，讲些令社会上有知识、有教养、有独立见解的人们敬重的话，无虑党派性和流行偏见。我情愿每天都有一篇这样的文章，而这篇一二行字的文章很可能就是一整天辛勤劳动、聚精会神地认真思考、修改、斟酌的问题和推敲字句的结果。”

著名新闻人普利策在写给他的一名主编的信中，曾经坦承了他高贵的新闻品格。如果这位先贤还健在的话，他一定会很自豪：一位北京的小伙子正在践行他100年前的这句明言——本报记者孙晨写就的特别报道《GMP后遗症：中国药企负债高达4000亿元》正在冲击着新闻界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就在一些记者在网络收集信息，专注于那些平庸与陈腐的所谓“第二落点”时（新闻界的述语，即把已经发生的新闻再挖掘一次，要么用记者自己的调查，要么用专家的观点再阐释一遍），孙晨用他“永不言弃”的调查精神，为本报提供了一次机会与责任：他不仅讲了一些勇敢与真实的话，更为重要的是，他经受住“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挫折”，用一种“常人所不具备的坚韧”完成了一次独家调查。

这个为期两个月的采访与他发表后受到的追捧是成正比的——这篇报道至今还停留在新浪热点新闻排行榜上，这符合一个好新闻的最基本的条件：“好新闻容易引起人们的谈论”。但这还不能概括这篇好新闻的核心要义——“好新闻决不满足于仅仅刊登新闻，而永远致力于公众福利”：反映他所服务读者的舆情与民意。对中国经营报而言，这篇报道反映了GMP政策之下企业真实的生存镜像。

这篇特别报道的线索缘起一次与国家药监局一位的官员的谈话。这位官员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线索”：现在一些药企因为上马GMP，导致经营困难甚至破产。而且说，这一现象不是个别情况，很具有普遍性。这位官员说，当年上马GMP时，全国药厂的经营形势一片大好，这些药厂处于对未来良好的市场预期，纷纷从银行借贷上马GMP。

没想到的是，随后几年，国家开始实行药品招标、集中降价、反商业贿赂等政策，这些政策直接重创药厂的赢利水平。在这些“利空”消息的打击下，银行为防范风险纷纷出手。他们扣住了药厂销售的回款，致使一些药厂关门歇业。

但这位官员不愿意透露具体的药厂。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直到一天，孙晨告诉我，他要到昌平园区去“走一走时”，我才意识到，这位颇有新闻理想的北京小伙子已经“上心了”：昌平科技园里有一大批上GMP的药企，他们中的一些企业已经“入不敷出”。

当时，北京广大制药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

结果是可想而知了：孙晨照例吃了一个闭门羹。但也不是没有一些收获，在园区附近，孙晨打听了园区里的北京广大制药因无力偿还多家债权人的巨额欠款，被昌平法院判决强制执行拍卖抵债。

孙晨兴奋起来。

在第二次出现在园区大门口时，孙晨已经变成了某原料销售商。利用这种身份，孙晨顺利地来到了北京广大制药厂。在这里，他找到了拍卖制药厂的公司以及相关人员的联系办法。

即便如此，接下来的采访仍没有实质性进展。拍卖公司配合了采访，但他们离核心信息还有距离；药厂老板接了电话，但拒绝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北京广大制药究竟是怎样败落的，我们拿不到权威的证据。

采访一筹莫展。

大约一个月后，一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线索，让我们看到一些曙光。

一个报料人称，在“湖南长沙国家生物产业基地”，有一批药企破产倒闭，而且破产时间大都在上马GMP之后。

孙晨如获至宝，这位本报资深记者在第一时间跳上了去湖南的列车。我似乎感觉到，他已经放弃了对北京广大制药的努力，全身贯注地投入新的“湖南战场”中。

没想到的是，“湖南战场”也很不理想。孙晨只是了解了几家破产药厂大致的情况，接触不了真正的核心事实——一些破产的药厂已经几易其手，其幕后的“操盘手”要么找不到，要么根本不愿意说——“谁敢得罪行业主管部门，如果还想在这个行当里混的话”。

孙晨决意离开湖南。也恰恰在此时，一业内人士介绍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人物：已经离开北京广大制药厂的一位前公司高层。

孙晨说，当时的感觉好极了——那可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眸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一篇特别报道“应运而生”。

孙晨是有运气。但这种运气是建立在他的一个又一个电话，一次又一次采访的基础之上。佛说，有因才有果。这话不错。

孙晨的新闻选题往往是网络上看不到的，但又都是现实存在的，需要深入挖掘才能“出彩”的新闻。坦白的说，这样的新闻，如此的操作也改变了我对传统媒体未来走向的担忧，虽然巴菲特在给2007年致股东的信（巴菲特每年写给股东的信中充满了智慧和幽默，已经成为全球职业投资者和CEO们所必读的经典）中指出：“传统媒体正出现抵抗性的下降”。

但我相信，调查新闻正在成为那些“抵抗性因子”的中坚力量，而且他必将成为传统媒体最终的“斗士”。因为，从目前来看，这种调查精神和手法正是新媒体所欠缺的。

孙晨是“无中生有”的高手。除此篇轰动性文章外，还有他曾早先表的〈〈广东佰易药业畅销血液制品被指携带病毒〉〉，这篇报道早新华社整整一天；还有他曾首发的〈〈中消协叫停3。15认证〉〉等等。

孙晨是幸运的，但我知道，幸运之神不是无缘无故频繁光临他的。在与本报新记者座谈时，有新记者问道，“孙老师，你是怎么去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拿到独家新闻的？”

孙晨照例是很憨厚地笑了笑：关键看你有没有真正用心去做。“用心则事必成”。

他就是这么一个意志坚决的人。

我相信，成功一定会属于意志坚决的人。

说时容易做时难

——特别报道《广州房价“700元跌幅”隐情》背后的人和事

广州的房价到底降了没有？

作为一个真正的新闻人，江海波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如果妈妈说爱你，请予核实”。作为这一信念坚定鼓吹者，江海波再一次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表率。

江海波是本报的一个老新闻人。3月初，作为本报华南新闻中心领军人物的他亲自请缨，率领吴程涛这位“新兵”，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和采访。

——当时的调查还仅停留在单位自建房能否拉低广州房价？

没想到的是，随后的局势发生很有意思的变化——4月初，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宣布广州房价下降700元不久，作为房地产商的代理人——广州市房协马上表达了自己的调查，指出了这种下降背后的“水分”。围绕700元的降幅，双方口水不断。

更让人值得玩味的是，不久之后，国家发改委也加入进来。

一时间，广州的房价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因为计算方法以及统计口径，各方都众说一词。当时我们的商量结果是不参与这种口水战的报道，要用我们自己的调查还原一个广州房价的真实。

说是容易做时难。

偌大一个广州，我们从何处下手，从何处下口？

当时的确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

采访曾一度陷入停顿——最终商量的办法只能是让吴程涛同志再摸摸情况。

之后，吴程涛不断将他了解的情况反映过来。但仍然拿不出一个可行的调查方案。

一度，我们萌发了放弃的想法。

江海波，这位本报非常擅长调查的资深记者开始挠头了。要知道，想当年，面对“富士走私”这样的调查，这位新闻人也没有一丝动摇。

难道，这条“小沟”要成为我们的“滑铁泸”？

江海波终于兴奋了起来，他的一个电话打开了僵局。海波在电话中说，广汽丰田最大的存量公房即将上市，并把围绕广汽做文章的想法和盘托出。

思路豁然开朗。

我们仍然用的是“张广宁式”的思路。

就在一些城市市长不知从何处着手降低房价的时候，张广宁，这位广州市政府一把手果敢地站了出来，他以“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济世态度，启动了自建房以及存量公房上市的做法，为图为广州房价“扬汤止沸”。

我们为什么不用如此办法？围绕这两个最大的地产板块做些调查（还包括单位自建房金鹤苑）？

此后的一段时间，江海波和他的新搭档一起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

但这条路很不平坦。

听明白不等于能干明白。及至吴程涛将一稿送给我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想到，会遭遇如此激烈之批判。

我把他全部否定，不是要求改写，而是重写。

原因很简单，没有新闻当事人的采访，这与我们强调的新闻品质是不符的！

“没有操盘手（指当事人）的采访，上不了稿。”

直到今天，吴程涛才知道，他遇到了一个很难应付的“对手”。

及至吴程涛第二稿出来后，他更没想到，仍是全部否定，不是要求改写，几乎是重写。

这个小伙子几乎蒙了。

“如果你不把日报的思维和手法去掉，这稿子照常发不了。”

“好的，唐老师。”

吴程涛的声音在电话中有点急促。我知道，把特别报道这个任务压在这个新同志身上，的确有点为难他了。

但是，他不断进取的学习精神，真的很打动我。同时，我看到他的稿子在一边又一边改写中提高。

作为一个“压榨专家”，我几乎拼着命地在“发版前”压榨着这位富有学习精神的年轻人。

终于，吴程涛抗不住了，他把稿子发给了他的领导江海波同志。希望能借助江海波的“上帝之手”，平息一下我的怒气。

江海波不亏是老将，那可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在规定的发版最后一刻，我将改后的第五稿发到版面上。

吴程涛，这个在南方某日报工作了三年多的小伙子，不幸被我折腾了一番。不过，看着江海波改过的稿子，他还是感叹了一番。他说，他对周报新闻或者说深度报道又有了新的认识，并特别“深情”地说道，“江海波真的是高手。”（因为是电话交流，不知道是否是饱含“深情”，但我听着像）

其实，这不仅是吴程涛个人的遭遇，几乎每一个写过“特别报道”的人都经过了几乎是“炼狱”般的考验——对特别报道而言，“五易其稿”充其量也只是个平均数。

应该说，我们真实地呈现了广州房价一些真实景况。

也许，我们的调查不全面，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至少在这两个地方周边，广州市民在感受到低房价的欢快，而且这种欢快已经开始感染了更多广州市民。有些房地产商已经抗不住这种低价了。

这个地方的政府开始“智斗”巨商们——我们应该为张广宁鼓鼓掌，因为在国内，还没有哪个地方政府的一把手敢同这些巨商们撕破脸，但是他敢！

也许，我们的调查还不够科学，选取的样本还比较单一，但至少，我们将我们真实的调查呈现出来，虽然只是一个局部，虽然只是一个方面。

但我们没有改变我们的承诺——我们没有“口水”，我们只提供事实。

一个“守望者”的心愿（主题）

——特别报道《中国“经济房地产化”预警》背后的人和事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守望者。”

宁华——中国经营报一个新的“老兵”，用三个星期的时间，着实践行了一把美国著名报人约瑟夫·普利策的名言。

中国若干年后，将给世界留下什么——俄罗斯带给了人类互联网、美国带来人类尖端的高科技，中国会带给人们什么？难道仅仅是一幢又一幢的楼房？

面对一栋栋盖了再拆，拆了再盖的楼房，宁华将他的困惑告诉了我。

“遍地开花”的房地产的确能带来GDP的增长，但如果一个国家将增长的潜质压注在房地产业，若干年后，他不仅会给国家和人们带来经济风险，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压抑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泯灭一个国家的锐气以及与世界民族比肩的意志！

宁华决心一试。

说易行难。这恐怕是宁华此次调查最大的心得。中国经营报特别报道一贯坚持“调查事实，讲出真相”八字方针。这八字方针要求记者零距离接近新闻源，访问新闻幕后的“操盘手”，讲出新闻真相。如果做不到，坚持不上稿，我们坚决不糊弄读者——不向果汁中兑水！

宁华找到了一个案例——西湖第一高楼，这个当年设计寿命一百年的大楼，没想到仅仅使用了13年就被爆破——这里面定有内情！

宁华想通过解剖一个“麻雀”的办法，让人们感性的接触这一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

没想到的是，现实让宁华出了一身大汗：一次又一次被拒之门外，一次又一次丧失了前行的勇气。他甚至动用了自己的亲戚、朋友，以及我在杭州财政局的朋友。

最后还是一愁莫展地将稿子交给我了。

说宁华是一位本报新的“老兵”，缘于他加入中国经营报这个团队的时间不长，但却是新闻界的老同志——曾经走南闯北，曾经统兵率将，也算的上是个老江湖了。

宁华投奔中国经营报是真奔“特稿部”的——以他的阅历，以他的学识以及他的新闻理念。

当没想到，这一次，他的理想在中国经营报特稿部经受了考验，而且是严重的考验。这也使宁华同志感受了从业生涯的一个显著不同——这是一个打硬仗的地方，而且场场硬仗。

宁华还真是条汉子。

在稿子一次又一次被退回之后，反而激发了他的雄性和斗志。他不仅和杭州的财政局、地税局、统计局打上了“阵地战”，而且还将“持久战”排上了用场。

工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个关键人物的突破，终于使得宁华得手。我们可以看一看文中的数据便知：宁华让我们知道，西湖第一高楼24.6亿元土地出让款浙江大学获得其中的17.6亿元，杭州市政府获得7亿元。

我们也知道，因为每年要支付银行贷款利息六七千万元，浙江大学不得不逃离闹市区。

我们也知道，这100亩土地不仅贡献了1/10的当年地方财政收入，它还同时促成了“大学筹款还债，政府得到卖地款，商人获得西湖绝版地块”的三方共赢。在这个商业链条中，政府和高校是怎样的一个合谋。

这也最终解释了，为何中国各大高校纷纷逃离闹市区走向了郊区。

在进一步的采访中，宁华用大量数据说明，这种趋势正在向全国范围延伸，有的城市甚至更甚！

统计表明，目前房地产业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已经高达51%以上。这背后的潜台词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固定收入划归地方财政支配。

这最终激发了地方政府卖地的“积极性”，使得地方政府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开发商。

问题越来越深入！

在与专家的一个又一个访问中，中金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哈继铭最终走进宁华的视野。

“一个好观点”。宁华兴奋地告诉我。宁华在成稿之前，已经将哈继铭的观点作为“谈资”告诉了我——哈说，现在这一波购房高峰来自目前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50——70年代出生的人（即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现在35岁——5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们一般来说，事业有成，比较有“闲钱”。他们即要为孩子上学储蓄，又要为自己的养老储蓄，而房地产被公认是“放心而且有利”。这个时候，房地产便一路高歌猛奏。

这时，人们往往会忘记这么一个事实：不久的将来，当四个老人将房产传给两个儿子的时候，房子将供大于求。

当宁华将哈继铭的观点陈述给我的时候，我们一致觉得，这对中国当下来说，真可谓“警世良言”。

换个角度来看，与其说哈继铭观点好，倒不如说，宁华找对了人。

宁华用他的执著，一个又一个否定了专访专家的名单，一个又一个打电话做着前期的采访沟通，他最终成功了——在茫茫的人海中找到了哈继铭，找到了一个又一个新闻幕后的“操盘手”。

宁华用自己的韧性以及他对新闻的坚韧，为这个国家留下了印迹——为中国“经济房地产化”拉响了警报：但愿听到人们更多一些，不仅仅因为事关他们的房价；愿那些决策者们能够有所举动——至少有所重视。

宁华足矣！

1896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拖着他那可爱的辫子周游世界，开始了他从洋务大臣向外交大臣的转变。

近读历史，偶尔发现了李鸿章在外务活动中的几个亮点。颇值得一提，是在有关媒体上的阐述，让人眼睛一亮。

当李鸿章乘坐的客轮到达纽约港时，美国海军最强大的舰队依次列阵港湾，鸣炮致敬以欢迎这位来自神秘国度的外交大臣。李鸿章的美国之行，成为美国新闻界颇大盛世，美国的媒体给予了充分的报道。

在与记者的见面会上，一位美国记者问道：“您赞成将美国或者欧洲的报纸介绍到贵国吗？”

这位七十三岁的老人回答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那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100多年后，与当年李鸿章对媒体要求相比，我们还有距离。

这种距离要求我们从业人员，务必要有一种专业意识，一种职业追求，一种敬业精神，来承载新闻的高贵价值，成为传播文明的使者。

不胜感言。

一次原创新闻的“奇特”采访

——特别报道《收编中消协》背后的人和事

1800字短信采访——整整占据了1/4文章内容！

这样“奇特”的采访就发生在《收编中消协》采访中，“奇特”不仅仅是采访的方式，更在于这种采访方式背后所蕴涵的不足为外人道的“难言之隐”。

在这样的“难言之隐”的作用下，短信似乎成了一个很主要的沟通渠道。因为这个渠道可以在不为周围人所知的情况下，将信息轻松的传递出去。

几个提供新闻信息的“线人”甚至一些专业人士都采用了这种方式。

我们非常理解这些“线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他们不愿意为此受到连累，但他们又不能不说——一个中国古来知识分子所没有泯灭的情感冲动。

李乐，我们报社的一位资深记者，在用几乎完美的专业精神的感召下，打动了这些“线人”和专业人士，让他们走向了前台，并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从三月初的采访一直到4月初采访结束，李乐的采访与沟通用去了一个多月时间！

一个多月来，我关注着李乐每一次采访的进展：这位有点急脾气的帅气男孩每次走进编辑部时，都会不由自主的将“采访的遭遇”写在他们脸上或者表现在行动上——每当朝着我迎面走来，而且将头微微仰起，同时语调舒缓地叫出“唐老师”三个字时，我知道，他的采访又前进了一步。

每当他低头走过编辑部人行通道，并脚步匆匆时，我知道，他当时一定不想让我看到他。如果我此时叫住了他，他定会在急促地叫上一句“唐老师”，同时将诸多的无奈写到脸上——我知道，“线人”的沟通还很不畅通。

每次与我沟通结束时，这位人大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一定会用他极其专业的精神给我仍下一句话——“放心吧唐老师。”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李乐用感化神灵的精神最终取得了“线人”的信任——他们最终接受了李乐的采访。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沟通的手段已经越来越多样化了。但有一个事实我们也不容回避：发达的通讯技术让人们越来越方便沟通的同时，也越来越不安全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一些敏感新闻采访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将移动电话抛弃——越来越相信面谈，这种最为原始的沟通手段。

但是，大家知道，基于我们负责任的一种公信力，我们对采访的要求不是一次性的，更不是单一的采访，我们要求对新闻源进行三方核实。

问题随之而生。

我们的“线人”平时大都在办公室里，要知道，他们与这个系统的人都在一起工作。有时，我们要求事实核对或者新闻事实补充时，不得不求助于电话。虽然我们也知道，电话会给他们麻烦了。但是在报纸发稿流程的压力下，有时也不得已而为之。

这时，那些“线人”们只能使用用短信——这个看起来比较隐私的方式。

李乐说，当他将这些短信都敲在电脑时，他自己都楞了：有1800字之多。

李乐用他的毅力将采访坚持了下来！

因为他的原创以及独家的采访，为他赢来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条新闻不仅成了各大网站的头条（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近三万个网站转载了李乐的报道），成了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香港《大公报》、《星岛日报》、《第一财经日报》、《北京青年报》，甚至我们的竞争对手都纷纷跟进。而且最为关键是，他引起了国人对中消协，这个跟每一个国人生活最为密切的组织今后走向的关注。

2007年4月，属于李乐。

李乐的成功，再一次验证了一个新闻界亘古未变的经验——新闻的威力在于原创。

李乐用自己的文章再一次验证美国一位新闻学者对原创新闻的三点言判——原创新闻是记者创作的，而不是调查机构的报道；原创新闻没有记者良好的职业调查精神是不能完成的；原创新闻对公众具有重大价值。

李乐用他的实践，加深了我对原创新闻的理论认可。

我感谢他。

像记者那样的生活

---特别报道《黑客商道》背后的人和事

“报纸正从第四权力滑落。”

在去年底出版的一期英国《经济学人》上，其封面报道“谁在谋杀报纸”预言了报纸的未来生态。

“报纸将向更加‘世俗化’方向方式”——索寒雪与李国华联手合作的《黑客商道》已经为此做出了注解。

报纸的‘世俗化’至少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闻的报道内容越来越与读者的生活接近；二是新闻的叙述方式以及展现方式也越来越贴近读者的日常语言以及惯常的审美观。

作为内容主要提供者之一的记者，在这种诉求之下，其生存状态、工作状态以及生活状态将得以改变——不再仅仅坐谈于五星级酒店的大堂，也不再是散坐在华丽辉煌的新闻发布现场——那样般气闲神定。

这种状态要重新回归，即作为一个记者那样生活：敏感而执著，像一只警犬（没有其它的意思，只是一个比喻）时时刻刻用眼睛、用鼻子在四处搜寻、寻觅。一旦发现目标，便凶猛而坚定地扑了上去，排除一切干扰，直到将目标扑获。

曾几何时，报纸的记者们在广告商大把钞票的供养下，养尊处优。甚至堕落到报纸处处“阳春白雪”，像一个贩卖专家观点的“跟声虫”。

像一个记者那样的生活，索寒雪做到了。她千方百计找到了黑客肖，并成功地撬开了肖的嘴巴，让他“一五一十”把他们圈内的事和盘拖出，使我们了解了一个虚拟世界的商业生态。一个学环境工程的学生去采访一个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黑客领域，无论是人缘还是知识，对她这样一个弱女子来说，都是相当艰辛。

但她成功了。这不仅得益于她的美貌——人们常常会因为和她在一起而感觉到一种高贵和典雅；也不仅得益于他豁达开朗的东北女孩率性——人们常常会为他们的谎言而在她面前脸红；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她时时处处闪现出的善良与淳朴——人们会不厌其烦地告诉她真实原因，直到她听懂为至。

索寒雪以她那可以感化“寒雪”的精神，“黑客”了肖。

值得一提的还不仅仅是这些。

索寒雪不仅像一个记者那样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她已经越来越融入中国经营报，融入一个商业媒体本能的感知——用一个商业记者的逻辑去思考，去行动，去表现。

在这篇文章中，索寒雪将互联网上的黑色产业链条通过商业化思路，采用蒙太奇的手法，展现了黑客商业链条的不同利益分割——有做病毒的，有做渠道的，有负责偷盗的，有负责洗钱的等等。

而且相关利益方都在整合优势，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做大做强，以谋取利益的最大化。比如做僵尸网络的，他们尽最大可能将自己的网络做到最大化，并以此作为商业谈判的筹码，并建立自己在领域内的不可替代性。

同时，他们还建立了比较现代的销售模式，比说“分帐”的销售模式，就激发了病毒的研发者和传播者共同的利益。以前研发者卖一个病毒一次性价格了事。现在可以与渠道进行提成，如果卖的好的话，买卖双方都有比较好的提成，这叫“分帐”。要不然“熊猫烧香”的研发者每月怎么会有一万元多元的收入？要在过去顶多一次性卖几千元了事！

邹韬奋先生在做媒体评价时说，“如果（媒体）没有特色，生存就困难了，更谈不上发展了。”他称，“人云亦云为尾巴主义”，这种尾巴主义是要不得的。

中国经营报找到自己特色，而且这个商业特色正在得到贯彻。

索寒雪和李国华他们正在这一方向上前行。

我们应该给他们掌声。

超女、龚方雄、余永定及其它

——特别报道《外资做庄中国股市揭秘》背后的人和事（之七）

“龚方雄批判‘外资坐庄论’：很可笑！”

当这个标题被某报以显著位置刊登出来后，龚方雄先生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涉嫌参与攻击另一家竞争媒体。

龚方雄任职摩根大通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兼中国研究部主管，他的言论被发表在与一家财经媒体上。该报道称“近期有报道指出，随着中国股市的高歌猛进，高达1.2万亿美元的国际对冲基金正在悄悄进入中国。该报道引述有关人士的推论称，地下外资“入市”规模可能高达800亿美元左右。一时之间，“外资坐庄A股”的言论甚嚣尘上。”

　龚方雄对这种观点表示不解，“800亿美金在国内操作，怎么可能？有怎样的渠道可以让你一下子进来800亿？”

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们在第一时间拨通龚方雄先生的电话。龚方雄当时正在开会，随后我们向龚方雄所服务机构的负责同志正式转达了我们三点意见。

第一，龚方雄先生说什么，怎么说，是他个人的权力，我们不干涉。

第二，我们想了解，龚方雄先生本人是否已经看到了他的这篇报道，龚方雄先生是否知道该报与中国经营报同为财经媒体。

其三，我们想了解，龚方雄之前看过我们的报道没有，如果看过，我们想与龚方雄进一步沟通。如果没有看过，我们认为，龚方雄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

大摩相关同志很快就该报道进行了调查。随后，他们将该报采访龚方雄先生的原始记录发给我们，并称，见报文章与龚方雄先生的初衷是不一致的；龚方雄没有看过中国经营报的报道；龚方雄也无意参与报纸间的竞争。

一切都不言而明。

随后我们向大摩相关同志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对800亿美金外资的看法。

对于800亿美元，我们在编辑上是有处理的，是有编辑发言的成份在里面的。的确有一高层从业者在接受我们采访中说过这个数字。对于这个数字，我们也觉得是不是有点大了？所以在编辑处理上，我们做了三点特别处理。

第一，我们把这一数字在小标题的位置标出，没有放在大标题中，以免虚张声势；第二，我们对这一数字也采取了质疑的态度，在小标题中，用一问号做了处理；其三，在这一先生表述之后，左小蕾专家马上发言说，“肯定有大量热钱进入股市，有多少我们无法确切统计，但原则上说我们现有的管理体系是无法堵住它的，境外资本有很多途径可以进来。”

（原文如下）

　地下外资入市规模高达800亿美元？

　　　记者看到的一份某券商监控股市资金的报告显示，在2006年年中除去各个层面上可能流入股市的资金，至少有净流入股市的3000亿元人民币完全无法获悉来源。报告称，这部分资金中大部分可能是来自欧美及日本。

　　公开数据显示，已获批的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总投资额仅90.45亿美元(合人民币700亿元)，而目前A股市场的流通市值是2.4万亿元人民币。仅凭QFII这点儿外资根本没能力这样拉动大盘上扬。但一位 QFII项目的负责人告诉记者，“QFII的背后有很大数额的境外资金在跟进，我个人根据市场表现判断，地下外资的规模可能在800亿美元左右。”他认为，A股市场目前正面临与泰国股市类似的局面，热钱已经大量涌入。

　　“肯定有大量热钱进入股市，有多少我们无法确切统计，但原则上说我们现有的管理体系是无法堵住它的，境外资本有很多途径可以进来。”左小蕾的另一个身份是银河证券QFII研究小组负责人，对境外资本在中国的活动有长期的关注。她也认为，除了经过国家审批认可的QFII资金外，还应当有大量的境外资金涌入国内并进入到了股市。不过她强调说，热钱涌入将不是一个短期行为，今后数年内，中国经济都要面对这一问题的考验

恶意攻击者有之，善意鼓掌者更多。

在第一时间内，一些专家学者纷纷对中国经营报表示了支持。民间人士张卫星、花旗银行中国区经济学家沈明高、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等纷纷发表评论，对本报的报道进行肯定，余永定先生在给本报发来的信中说：“贵报对外资非法进入中国炒作A股的报道十分重要，为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你们的工作应该得到高度赞扬。你们的报道涉及很多操作层面的具体问题，我读了觉得很有收获。一方面我们要想清楚我们的大战略；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深入研究相关问题的具体细节。“魔鬼躲藏在细节之中”。相信你们的细致报道将对中国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大有裨益。”

余永定先生的来信激励了我们的士气，鼓舞了一个社会守望者对角色的职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读者的信任和支持。很多读者朋友纷纷来信和来电，向中国经营报的独立调查精神表示敬意。

2月6日，我们应邀来到新浪与广大网友见面，当时场面很为热烈，据新浪财经中心负责同志讲，当时的在线收视人数超过当年的“超女”。

除新浪外，我们记者利用各种采访机会，向社会各界进一步说明我们做这篇稿子的初衷，介绍了中国经营报报道严谨、负责的新闻品质，传达了我们希望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

在2007年的初春，一篇特别报道《外资做庄中国股市揭秘》将这些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联系起来。

社会的关注都缘于这篇特别报道——一篇真正以记者名义做出的报道——调查事实，讲出真话。

我们仍将继续。

专业无错

——特别报道《外资做庄中国股市揭秘》背后的人和事（之六）

“你们怎么知道张先生（文中的操盘手）操作的资金就是外资？”在中国证监会，一位领导单刀直入。

证监会这位领导的提问是相当专业的。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编发文章时，曾有同志提出过类似的问题。我当时用这么三条理由说服了我们的同事：第一，记者是弱势的，比如对于病人病情的报道，我们只能依据医生的判定，作为一个记录者，我们只是如实记录某位医生对病人伤势的判定。因为判断病情不是记者的专业，记者的专业是传播。

我们记者见到张先生本人、走进张先生所在单位的办公室，并亲眼看到张先生的操作以及操作后的记录（顺便说一声，关于交割单的问题，大家质疑很多，但这是事实。股民可以不要，但一些证券交易公司自己仍在打印）。我们只是将事实记录下来，这有错吗？

其次，真相永远是传说中的，人类可以无限制逼近真相，但真正与真相实现零距离，那是传媒人终生的追求与梦想。

其三，记者做自己份内的事情。我们通过调查发现了一种新情况，对于这种情况的认知以及处理，是诸多市场的管理者的职责，记者是不能越俎代庖的。

其四，对于事实，我们是经过多方验证的。我们不仅对张先生本人进行核实，就有关问题也向第三方进行了查证。

中国证监会的负责同志在听完我们对稿子的核实程序后，也确信我们的记者是有专业背景的，所反映的问题是经得起推敲的。他们会将中国经营报反映的真实情况上报领导同志。

我们用专业主义的精神，同部委领导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会谈。

在随后中国银监会形成的会谈纪要中，银监会这样写道：“中国经营报本着报道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先后进行了三次核实，并且核实时有第三方在场。”银监会认为中国经营报的报道是真实可信的。

日本管理界权威，大前研一先生在其著作中《专业主义》的开篇中说，“我想做出这样的预言：‘专家阶层的势力迟早会增强，并动摇日本的产业界。’

这位日本人说对了。专业主义对个人意味着你是否职业，对国家来说，甚至事关国运。

当年中日黄海战役时，当北洋舰队司令丁汝昌下令用一字形雁阵应战时，副司令兼旗舰舰长刘步蟾却发出了人字形雁阵的命令，北洋舰队的英国顾问泰乐尔当时就傻了——这几乎是叛变式的阵前抗命。当他急忙前去挽救时，已经来不及了。随后这位英国人才知道，刘步蟾完全是出于好心——如果不改变命令，他所在的旗舰将处于最危险的前端，将第一个受到炮击。他当时的选择，不是叛变，而是为了司令的安危。

这种非职业式作战，胜负早就不在话下。

同样不专业的还有慈禧太后，1894年，是慈禧六十岁生日，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在北洋海军八年没有新舰船下水的情况下，慈禧还要大办自己的寿礼。据说，在她的一件寿袍上，共绣有数十个寿字，每个寿字中缀着一颗巨型珍珠。每件衣服价值都是几十万两白银，此时日本天皇却节俭自己的日常开支用于建设本国海军。

慈禧希望用这种巨大的排场，让日本人害怕，但是他失望了。

国与国比拼综合国力，企业与企业比拼竞争优势，个人与个人比拼专业能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的竞争依赖于企业的竞争，企业的竞争依赖于人的竞争。符合专业主义要求的优秀人才，是21世纪全球竞争中最基础的细胞。《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秦朔说，这是大前研一所著《专业主义》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对我们而言，《外资做庄中国股市揭秘》出台的前前后后，让我们真实见证了专业主义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