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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遭受"严刑逼供" (补接旧文)  

2007-09-05 09:50: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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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遭受“严刑逼供”

——特别报道《外资坐庄中国股市揭秘》背后的人和事(之五)

 

当中国银监会的邀请转到报社时,赵刚又忙乎了一通:原本飞往北京的机票又改签了一次。

之前,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安全部以及前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余永定先生分别向本报记者发出座谈邀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永定先生。当时,余先生同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正在达沃斯开世界经济年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将本报的报道转给余先生。余先生看后,遂转给吴晓灵副行长。不久,余先生便通过其秘书向本报记者转达了交流的愿望。

从2月1日起整整一周时间,赵刚、戴奕北京之行的日程被安排得满满的,几家媒体的采访也是见缝插针。戴奕说,那几天,他有点国家领导人的感觉:每天像上了发条似的,不停的见各色人等,不停的向人们沟通着我们的良好期望以及采访中的真实场景。

从中国银监会出来,我们才知道,这篇报道之影响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们之前的预料,尽管,文章发表之前,我们已经充分估计到他的份量。

对于座谈会,中国银监会给予高度重视。银监会研究局长局长叶燕斐、副局长范文仲及博士后研究人员等十余人参与座谈。

研究局副局长范文仲首先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并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非常重视。银监会已经成立专门研究小组,研究外资进入中国股市问题。并称,中国经营报给他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课题。同《中国经营报》座谈的主要目的是沟通记者在采访中的一些情况,以便他们研究制度上的漏洞。

我们分别就《中国经营报》的基本情况、采访的过程以及文章的核实工作与研究局的同志进行了沟通。

话题最终还是落在张先生(文中引进外资的操盘手)身上。

“能不能告诉我们张先生的身份”。颇有学识的范文仲局长话语中,稍带急切。

“真的很抱歉。”

“在采访之前,我们已与张先生达成口头承诺:在不透露张先生姓名以及工作单位的情况下,张先生愿意接受采访。作为一份负责任的财经大报,如果不信守对线人的承诺,还有谁会给我们提供线索?我们还谈何信用?”

“请你们理解!”。当我再次将目光投向叶燕裴局长时,叶局充满期待的眼光暗淡下来。

尽管如此,这位彬彬而雅的局长,仍一味深长的点头说:“你们可以不说。”我注意到,这位局长虽然有所不甘,但他仍坚守着一位部委高官的涵养——他的眼神告诉了我——他时刻抑制着内心冲动的理性与刚毅。

我们坚守了承诺——甚至在国家安全部。

得知我们没有将张先生“供”出来时,几乎所有关心本次报道的人都向我们伸出了大拇指——中国经营报好样的!

其实,真正好样的是我们国家公务员。在所有部委的会谈中,包括国家安全部,他们对于中国经营报坚守对线人的承诺,表示了高度的理解。

我们没有经历想像中的“严刑逼供”。

从上海来的戴奕,几乎每次同部委的同志会谈完,就要夸上一句:“还是部委的同志素质高”。这话,他不厌其烦,没次都说得一往情深。当然,私下里戴奕的注解是——他在地方上见多了粗暴以及蛮横。

“我们中国经营报对待起了张先生了。”同中国证监会会谈后,车过长安街,戴奕感叹到。当时华灯初放,长安街显得异常高贵与典雅。

是的,我们自豪的说,中国经营报信守了诺言,体现了我们一诺千斤的庄重和信用,担当了坚守承诺的责任与勇气。当然,国家部委的同志们也真实展现了他们的眼界、修养及素质,这是中国之进步。

想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皇帝派宰相桂良前往同英法联军谈判,谈判签定了《天津条约》。当《天津条约》样本送到咸丰皇帝手中时,这位花花皇帝勃然大怒。这位宰相赶忙解释说:“(现在跟他们签定的条约),并不作为什么真凭实据,不过借几张纸,暂时打发他们把军舰从港口撤退。将来如果不愿履行,只要说我办理不善,严加治罪(就可以)。所谓条约,就成为废纸。”这位宰相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致使英法联军恼羞成怒,以为受到了挑衅。

中国经营报的记者不是桂良。

我们的政治也是清明的,我们相当多政府官员的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仅是学识,还有他们对私权的尊重。

封建社会之中国,在官员对民众的惩戒方面,自古存在两个系统,一个是法制系统,纯粹的司法系统,一个是诏狱系统,这个系统只是为政府(皇帝)惩戒人民寻找所谓法律上的借口。当年,平叛七国之乱的周亚夫,后来因功高震主,被投入诏狱系统。这个系统为杀周亚夫,寻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最后从周的家中找到了纸糊的马匹和刀枪。周的儿子解释说,这些物件都是预备老爹死后的陪葬品。但诏狱系统却理直气壮的说:“他(周亚夫)现实造反不成,还要梦想着阴间造反”。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下,周被处以极刑。

部委的官员以他们的修养与学识,尊重了中国经营报三缄其口的权利,使中国经营报守住了承诺,守住了一个媒体对线人的承诺。

若干年前,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给李鸿章写信说,“船坚炮利(”兵事“)是最末微的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之本。。。。。。”当时,李鸿章正在国内轰轰烈烈的搞“洋务运动”。

这位科举出身,但有着新时代的见解的“奇人”最后向李鸿章说道:“中国之大患,在于士大夫没有见识。”

郭嵩焘可以放心了——我们已经眼见为实——他们(这些政府官员)不仅有见识,甚至值得我们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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